1928年的那个春天，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吴金鼎路过山东章丘龙山镇时，不经意间的一次弯腰，竟捡起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后来，他将前后6次平陵考古调查的经历写成《平陵访古记》。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次震惊世界和载入史册的重大考古事件，与李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李济（资料照片）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从河南安阳转战城子崖
李济﹙1896—1979﹚，原名李顺井，湖北钟祥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27岁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是获得此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演讲稿被著名哲学家罗素大段引用。1923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人类学课程；1926年，李济主持了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开展的考古发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工作。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离不开贵人的加持，李济也不例外。漫漫考古路上，对他影响深远的便是丁文江。李济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结识了留美期间的精神偶像丁文江，并将其视为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丁文江关心他的博士论文，鼓励他去做考古工作，关键时候引导他学会正确选择。第一次与丁文江谈话的场景，李济一直印象深刻，“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后者便是他之所以会参与到中美联合考古，以及后来如何转战到山东城子崖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20年代，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委员毕士博率领一支考古队到中国开展田野调查，毕士博很快注意到李济，并邀请其加入他们的团队，在中国合作从事田野考古。1846年，英国绅士史密森捐赠给美国政府一笔遗产，成立了史密森研究院，其宗旨在于“促进人类之间的知识增进与散播”。
或许，有人会问，史密森研究院何以在20世纪涉足中国考古学？这无不得益于底特律富商与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所赐，他去世后将其艺术收藏品捐给了国家，其中以东亚和中国古物以及元代之前的艺术品为大宗。面对邀请，李济拿不定主意，向丁文江求教，丁文江的精妙分析和详细解答，为他解开了盘旋在心头的难题：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于是，李济给毕士博回信并明确提出两个条件，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队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回到美国后，向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这一情况，并给予李济高度评价。“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不愿做的事。”1925年3月回到北京，毕士博给李济复信中如是写道。此外，李济加入毕士博的团队还有个重要原因，他非常看重科学的考古，美国史密森研究院那句格言深深打动了他，“为了知识的增进”。
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张光直评价这件事说道，“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
美国与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达成合作共识，由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国学院开展联合考古，李济负责主持考古工作，弗利尔负责承担经费，发掘报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暂由清华保管，等待以后移交中国国立博物馆。然而，好景不长，双方合作一年多就分道扬镳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曾忆起与弗利尔分手的内幕，“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傅斯年后来跟弗利尔干了一架，合作不成了。只搞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就拆台了。为什么李济有一阵子要去山东城子崖呢？是1929年跟河南省有矛盾，才去山东作了一年。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不承认，说当初的合作协议没有山东，他并非不愿意，只是想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傅斯年当然不干，来回打笔仗，他对美国人一点不客气，只是语气还顾全国体，不算太伤人，但提的条件很苛刻。”
没有无缘无故的分道扬镳，安阳殷墟挖掘三番五次被中断，盗窃者、投机者扎堆，这时候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终止合同，不啻于雪上加霜。平心而论，即便没有此事，合作也很难长久，当时外忧内患，穷困锁国，弗利尔提供的打字机，规定只能打印与弗利尔有关的内容，不能打别的内容，如此严苛而僵化的情境下，“分手”是早晚的事。
显而易见，从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转战城子崖，是历史契机，也是文化磁场吸引。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史语所”与山东的文化渊源
1927年10月，蔡元培分别致信翁文灏、李四光、朱家烨、李济等，聘请他们参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筹备工作。1928年6月9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考古发掘离开黄河之南，移师太行之东。说起来，史语所与齐鲁大地拥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傅斯年家是山东望族，他出生于山东聊城城内北街，家学深厚，在北京大学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为“五四运动”中著名学生领袖，后转而负笈英德留学七年，潜心于各门西学，并以历史学见长。经过他的推荐，李济加入并担任史语所主任。
李济与傅斯年的相遇，颇有戏剧性，1928年秋天他前往美国参与弗利尔的一次述职活动，回国途中经香港到广州，在途中就收到了傅斯年诚邀会面的电报，并在傅斯年的建议下，把船票延长一周，以有充足时间深入交流。这期间，李济受邀在中山大学礼堂做了一次题为《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的公开演讲，意味着坐上了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职位。此外，吴金鼎、于道泉也是山东人，吴金鼎在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曾跟随导师李济和董作宾进入发掘殷墟遗址现场；于道泉，就是那位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翻译的齐鲁大学的学生，1928年经陈寅恪介绍，进入史语所任助理调研员。
傅斯年也因此做起了“乡导”：“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乡导’。”大约是同年10月中旬，李济赴山东济南，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先去临淄察看情况，返回济南后又去城子崖遗址考察。经过谨慎权衡，李济认为临淄古迹工程浩大，决定先发掘城子崖。10月27日，傅斯年也赶到济南，与李济汇合，以李济为代表的中研院与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反复磋商，最终商定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方案。1930年11月4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挂牌成立，研究会中研院方的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山东省方有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以及学者刘次箫、张敦讷等。其中，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献唐任秘书。会上决定在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挖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考取哈佛大学考古学硕士的梁思永回国，应李济的邀请加盟考古组，担任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负责人。
城子崖发掘堪称是一次“求仁得仁”的惊喜之旅，也是为中国考古奠定精神基调的开拓之旅，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最关键的是为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实物支持，来一次史料上的拨乱反正。“器物制作，不但可以看出当代的风尚，还可以看得出当时生活的状态和工业的程度。只要是这一时代留下来的人工制作的东西，残的或是整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史料。”颇有意思的是，在山东古迹研究会新闻发布会上，李济应答自如，妙语连珠，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有记者问，“请问李博士，你们的掘地考古，与平常土匪之扒坟盗墓有什么不同？”他回答，“我们与盗墓者在工作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的掘人祖先墓庐的营生。但我们与他们的目的与方法却截然不同。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此辈歹徒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全然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还有记者饶有兴致地提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如是答道，“这正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要纠正的是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玉并无区别。其次，我要说的是，即便我这湖北佬存心要把你们山东的宝贝偷走，我们的傅所长和我的学生吴金鼎先生也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话音落下，引得众人一片笑声，李济的风趣中氤氲出不凡的气度和学者的风范。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
1930年11月7日，城子崖发掘拉开大幕，李济主持，首次发掘采用考古层位学的方法，最显著的出土文物是黑陶，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命名为“龙山文化”。其中，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李济认为，“龙山文化乃中国东部文化圈内由史前到有史可稽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桥梁，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段话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启迪智慧，警醒后人。
别看傅斯年身材魁梧，却心思细腻，他用一个诗意的比喻称赞城子崖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他在《城子崖·序》中写道，“到山东去作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已而发掘很别致的黑陶，众多之情形使工作者不能不设定黑陶为一种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彩陶之在黄河上游……科学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一工作之影响所及，要待他工作出来，然后可以认定。盼望这个工作堪为史前时代考古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
1937年11月，战事逼迫，在长沙的史语所再度西迁，李济召集众人在郊外的小饭馆清溪阁聚会，从事田野考古七年多的刘燿端起酒杯喊道，“国将不国，何为学术！抗日第一，爱国为先！”说罢，仰脖一饮而尽。李济的内心也是极为矛盾的，“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他劝慰大家道，“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以李济为代表的那一代考古人的风骨和气节也跃然纸上，令后人深深敬仰。
“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李济在很多场合引用过这句话，仔细品咂，这句话何尝不是他考古生涯的真实写照呢？他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曾写道，“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考古工作，像是探险寻宝，又似与历史对话，但是，至高境界莫过于无为，他做到了，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他去世后，亲人和学生清点他的遗物时，只在书房里见到五只木猴子和台北博物院赠的两三件仿造艺术品，没有看到一件古董，这无不令人动容。张光直评价他说道，“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李济被张光直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将“为了人类知识的增进和传播”视为人生信仰，曾引用国外同行斯文赫定的名言“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能够感受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他主持城子崖遗址发掘的辉煌功绩，在齐鲁大地上熠熠发光，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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